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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与新闻
作者:an888    发布于:2022-11-18 16:39   

  有今天就有昨天和明天,昨天的新闻即今日的旧闻,今日的新闻也会成为来日的回忆。所以历史是过去的新闻,新闻是将来的历史。两者的不同,就记事的角度而言,仅在“时差”而已。

  为什么新闻与历史有如此的血缘关系?很简单,不管是记载历史或是采访新闻,条分缕析,都不过着眼一个“事”字。记事之书曰史,“史,记事者也”(《说文解字》),史和事分不开;凡人类所作为所遭逢皆曰事”,故新闻和事也分不开。

  新闻用事实说话不在话下,而历史以史实传示千秋万代,似乎也不会有异议。古之所谓“司记载之官”,即古之二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其实这里的“言”,也非纯粹的议论,而是着眼于事的“言”。这个言和我们现在的言是很贴近的。报纸上发一通议论,泛谈道理的,不能叫新闻;必须有事实,没有事实不能叫新闻。

  史和论是有明显区别的,正如报道和评论不一样。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区别?这首先在记事本身。“传者,传也(传播的‘传’)。”《左传》是为论本事而作传的,主要的目的当然在记事,而且事见因果,究其所穷,《春秋》所没有的,左氏作了补充;更重要的是“传事不传义”,所以叫“史学”。而《公羊》和《谷梁》不同,它们为《春秋》作说明,目的是为了诂经,“传义不传事”,所以《春秋》没有的自然不便随心所欲,只受传指而作索引,“微言大义”而已。因此被称为“经学”。为什么同出于记太丁时事的《春秋》,前者是史后者曰经呢?关键在传“事”与传“义”之别,用这个道理反证于新闻实践,似也有其通达之处。

  我看,新闻与历史的同,在于“事”;不同者,在于“时”。所谓事过境迁,正是因为时过境迁。有人作过比较,说《南京半日记》(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新闻报道)和《扬州十日记》(清兵在扬州大屠杀的历史记载)没什么两样,“台儿庄”、“平型关”的报道与通鉴上的《赤壁之战》、《淝水之战》也无甚差异。这恐怕是写作目的一样,“因事命篇”使然。

  这样看来,如果我们以记事为着眼点,在写作体例的沿革上又不难看到其间的联系,史家无不以编年、纪传二体为宗。可见史体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体现了叙事的规律。正如后来的消息、通讯体现了新闻报道的规律形而为体一样。再说,编年、纪传这两种体式,还不仅仅是体例之别,而是写作的立足点不同。纪传体发端司马迁的《史记》,它以历史人物为中心横罗史实,加以当时文史不分家,很自然就向传记文学靠拢,很有点像今天的“报告文学”。至于编年体,始于《春秋左传》,是我国很早的一部历史书。它以年为经,以事为纬,史迹与时代的关系眉目清楚。着眼于事,必然讲究其时;而何事何时,又要联系到何人何地与如何。物有本末而事有始终,那是通过叙事的五要素(即五个“W”)来完成的。叙史如此,新闻亦然。历史与新闻的承传,也在于此。

  总起来看,新闻和历史的渊源,有两条线索可以考虑:一条线是事态和时态相联系,时间的因素很关重要。所以记实离不开“时间性”。上面说到的“时差”,正是指记事的时态而言。换言之,有今天、明天和昨天之分,于是情报―新闻―历史三者就联成一线。估计到将要发生的事苗或者未便立即报道的新闻属于情报范围;已经发生并及时报道的时事,便是新闻;事过境迁日后载入史册的,就成了历史。

  第二条线,新闻报道要求质朴无华,但又要有自己的文采,不能满足于平平无味的叙事。我国古代文史不分家,所以治史的人大多数是大作家。这是可资记者借鉴的好传统;从写作的角度看,于是文笔―史笔―记者之笔又很自然地联成一线。因之,新闻工作者多读点历史著作,不仅学会知人论世,像史家那样尊重客观事实,而且学到翔实之中寓文情的笔法,使报道写得生动感人,情见乎词又言简意赅。曾有人提倡过新闻“散文化”,我以为并非标新立异,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继承和发扬传统,从古典散文中吸取营养以打破新闻报道老一套的框框罢了。那么,史家命篇那种笔端带感情的章法,仍值得今日新闻记者学习。

  我们强调要用事实说话,绝非有闻必录,而是通过许多具体事实的报道,旗帜鲜明地告诉读者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丑恶;这才是“着眼于事”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