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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闻的历史
作者:an888    发布于:2022-11-18 16:40   

  作为新闻的历史华人传播学者潘忠党提出“传媒是局促的历史舞台”,的确,在大众传播研究者看来,“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反过来说,过去的历史就是“昨天的新闻”。那么,过去的历史可不可以成为“今天的新闻”?换言之,在今天的新闻语境下,如何才能实现昨日历史的再现?

  这一论题的提出,并非偶然。从新中国成立60周年,到辛亥革命百年和中国成立90周年,近年来,一系列的节庆事件接踵而至,而大众传媒对于具有主流地位的意识形态自然不能漠然处之。同时,由于微博等新媒体的相继呈现,大众传播正经历着自媒体时代的冲击,客观上也要求今天的新闻要比以往更加耐看,更有吸引力和更值得推敲,而嫁接历史的厚重感,不失为一条捷径。所有这些,都将“传媒的历史再现”这样一个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

  “新闻是对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这一新闻学的经典定义,连同新闻本身,今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事实上,现代信息技术正在改变着信息的采集、合成、传播和经营的各个环节及其运行方式,进而深刻影响着大众传播的内容,特别是在传播技术高度发展和媒介融合的趋势下,单一媒介的内容和影响力能否满足受众的多元需求?如何在兼顾大众口味和满足个性需求之间达成某种妥协?

  所幸,历史文本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支点。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这样解释,“纵使(历史)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去看,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由此,我们看到,从宏观上大而化之,历史作为全民族的共同体验,历史的合理性作为全民族的共同信念,是促成历史走出故纸堆,“梳妆打扮”进而在今天的媒体上重现的理性支点;而从微观上追根溯源,探索个体“生命旅途之原委”,则为重构历史提供了感性的动力。

  当然,从历史文本到媒介事件,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其中,“梳洗打扮”必不可少,也至为重要。

  以北京晚报的《国家》特刊和《江山》特刊为例(前者是为了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创办,后者则是为了纪念辛亥革命百年和中国成立90周年而出版),在这两大年度特刊中,我们看到,进入新闻语境的历史文本已经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面目。

  在这里,历史成为当下的场景。比如,今天一派水岸桃花、酒吧林立的银锭桥头,在100年前,曾经因为一颗革命党人的炸弹,差点改写了中国的历史;由此,在地点的承接和时空的转换中,“刺杀摄政王”这幕历史剧有了新的看点。再如,毗邻旧鼓楼大街的大石桥胡同,今天小桥流水的景致早已无存,但不管怎样沧桑变换,7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真实版《潜伏》,都将成为一个符号,深深地镌刻在这条胡同以及居住在这里的每一个人的记忆深处。而如今在北四环外一公里的安慧北里秀园13号院,近50户居民曾经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保守着同一个秘密:1964年10月16日,共和国第一颗爆炸成功,他们就是这段历史的书写者。因为有了今天的场景,过往的历史变得如此亲切。

  在这里,历史成为当下的通感。比如,今天的北京提出了建设宜居城市的口号,作为这座特大型城市的子民,又有谁不向往宜居城市这样一幅美好的愿景?而《江山》特刊为我们呈现的民国时期《北平游览区建设计划》,就提出了将北平打造成为“全世界惟一优良住宅区”的目标,不仅如此,位于南城的香厂路还曾经是北洋政府“新市区运动”的首个实验区。宜居城市与全球优良住宅区、新市区与新城……因为有了透彻人心的通感,跃然纸上的历史此刻变得如此鲜活,以至于让人分不清哪是历史,哪是现实。

  在这里,历史成为当下的话题。比如,今天的高考作文无疑早已超越考试本身,上升为一年一度的社会线年前,经历了“德先生”和“赛先生”洗礼的北京大学,当时的入学考试作文题居然是“艺术与人生”或“科学与人生”(任选一题),这与今天的高考作文题何其相似;再如,中国的生日,为何有1920年一说?过去的考证,大多集中在故纸堆或当事人模糊的记忆中,而今天,科技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手段,比如气象学的考证。因为有了今天的话题,走下书本的历史历久弥新,变得如此生动和令人信服。

  在这里,历史成为当下的观点。比如,中国近百年来的革命和现代化历程,可以大体分为三个30年,第一个30年是革命,第二个30年是探索,第三个30年是改革发展;再如,中国的改革之所以会从农村起步,恰恰是中国渐进式改革的一个范例;同样,体制外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悄然发展起来,正说明中国改革打的是“迂回战”。因为有了今天的观点,枯燥的历史换了一幅面孔,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西方传播学者麦克卢汉提出:媒介即讯息。他进一步解释,媒介可以将自己的“预设”“强加”到使用者的身上。尽管对于麦克卢汉的争议至今不曾停止,但是,我们不可否认,今天,媒介上的“预设”依然比比皆是;当然,这些“固执的电荷”能否“强加”给受众乃至成为“每个人的知觉和经验”,理想和现实之间还有不少的路程要走。

  在这方面,北京晚报《国家》特刊和《江山》特刊同样提供了一些借鉴。在这两大年度特刊中,我们看到,首先,在媒介“预设”下的历史文本已经突破了空间的界限,受众可以直接参与到历史事件的进程当中。比如,曾经是共和国初期的一种政治生态,更是一种历史现象,对于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如何让今天的受众有更切身的感受?特刊的创作者找到了“公社大楼”这样一组符号,当年的西城区福绥境大楼、崇文区安化楼,如今与周围鳞次栉比的现代化建筑相比,早已显得矮小和落寞。然而,在这些大楼里居住的不少居民,就曾经是那种乌托邦生活的见证者――家家户户有浴缸、上下楼乘电梯、就餐在公共大食堂……他们细致入微的讲述,给受众带来的是一种设身处地的参与感。

  再如,朝阳区的崔各庄,今天已经成为闻名京城的文化创意产业聚集区,这个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传统乡村的样本,从农业村落到瓦片经济再到艺术之乡,生活在这里的民房出租者刘长才、西餐厅老板吴运涛、舞台音乐剧原创艺术家许斐,都是这一巨变的参与者和见证者;而从这些随手拈来的普通个体推及更多的受众,他们的“前世今生”,不也正时时处在这种“蝶变”的进程中吗?

  有了参与感,国事与家事、历史与现实才能交相辉映,媒介“预设”才能转化为个体体验。

  其次,在媒介“预设”下的历史文本打破了时间的限制,受众可以直接投入到历史事件的“表演”当中。比如,在反映信息沟通方式变化的历史中,加入一位在大学工作的教工的几个人生片段:小时候在江西老家,陪妈妈一起等候爸爸从北京寄来的家信;20多年前,在北京和江西的女朋友联系,经常带着午饭跑到西单电报大楼排队发电报;现在,通过电子邮件,随时随地与亲友保持联络。

  又如,述及共和国教育的发展,一位郊区县的小学老师的生活成了最好的见证:建国初“一排土房子,几排泥凳子,一群泥娃子”就是一个学校的缩影。上世纪70年代,所在小学的教室是一排年久失修的低矮平房,窗户上没有玻璃,一到冬天,老师和同学就得用报纸和塑料布糊窗户;那时学校烧煤球炉子,学生得从家里拿来柴火;学生每学期要交2元钱学费,到了该交费的时候,常有学生交不上来,家长只得卖萝卜、玉米凑钱交学费,辍学时有发生。新世纪以来,国家先后免除了农村和城市中小学生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贫困生得以重返校园,连打工子弟学校的设施都赶上了城里的公办校。而对于未来5年中国教育的预期,56%的被调查者认为义务教育会增加到13年,其中包含1年的学前教育。

  把普通人的生活放到历史的大舞台上来审视,把个体体验上升到一种历史的必然,这样的历史才是大众与小众的结合,才是受众易于接受的历史。

  最后,“预设”题材只有被赋予历史的温度,让受众从冰冷的过往中触摸到实实在在的温暖。由此,在《国家》特刊里,我们读到了这样的文字:“上世纪60年代,什刹海、北海是北京年轻人的乐园。因为景致优美,‘海边’也成了恋人们约会的地方。上世纪70年代曾经流传过一个笑谈:上海小青年儿约会时常常约在外滩,姑娘们掏出一个小手绢,打开之后,里面包着两颗话梅,你一颗,我一颗;北京的姑娘小伙儿要约会,一般就约在什刹海,姑娘也是掏出手绢包,打开一看,包着的是两个冻柿子,你一个,我一个……”

  在《江山》特刊中,我们同样看到:“如今的南锣鼓巷已经成为北京时尚休闲街区。彩色的牌楼下,闪过一张张年轻时尚的面孔。踏着青砖路,走进这条南北向的小巷,仿古的四合院门前,一位两鬓斑白、满脸沟壑的老人正端坐在小板凳上,摇着一把芭蕉扇。古老与现代、传统与时尚,在这里交融共存,演绎出独特的味道。”“在北京这地界儿上,提起天桥这个词,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倒不是那个高架在马路上头方便行人的过街桥,而是相声。从河北来北京旅游的张鹏,爬完了长城,逛过了故宫之后,最惦记的事儿便是到天桥听一段相声。毕竟不是老北京人,对于他来说,是先知道这里有相声,然后才知道说相声的地方叫天桥。”

  这些看似轻松的笔触,因为浸透着一股浓浓的人情味,而显出力透纸背的不寻常来。也正因为这样的人情味,原本冰冷的历史,此刻变得柔软,有了温情,这也是超越时空的根基。

  黄仁宇曾经总结:“中国过去150年内经过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革命,从一个闭关自守中世纪的国家蜕变而为一个现代国家,影响到10亿人口的思想信仰、婚姻教育与衣食住行,其情形不容许我们用寻常尺度去衡量。”的确,一部近现代中国的大历史可谓波澜壮阔,没有如椽的大笔难以完整地描绘出来。但是,在浩如烟海的煌煌史册面前,今天的媒介并非只能呈现和玩味历史的只鳞片爪,而是大有可为,关键在于把握当下,走进个体。